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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芳华》赢了市场,但还好得不够

2018-01-04

文 |唐棣,青年导演、作家

前段谈了

电影的标准问题

,引起大家好奇。这里我尽量详细说一下。

我们谈论电影时脑子里肯定在归类,短期内看的电影自然在你脑中形成一个阵列。当你指出其中某部电影时,相对的概念一定跳出来。电影肯定是基于分类标准才可以谈论,离开这个范畴就没法谈了。还有很多观众在评论后面要求评论者有本事自己拍一个,这也没什么好辩论的了。

这是很多国内电影节展上的电影打分偏高(后来大家再看又觉得自己手松)的原因,标准没法客观,我们总是活在他人的影响之中。

以前,写小说时问过小说家马原老师这个事。他回答他是绝对标准。就是说任何作品将摆在文学史上去评价,世情小说和莎士比亚比,侦探小说和霍桑比,元小说和博尔赫斯比……这让我们觉得他谁也看不上,其实不对。

电影也一样,我在几次关于电影的场合见到某毒舌影评人,他解释为什么总那么毒舌也给我这样的感觉。不是毒舌,这也是一个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出现分歧的问题。

最近的《芳华》像导演说的一样,他终于为自己拍了。这很感人,同时这句话和我上面提到的“标准”有关系——以自己的绝对标准拍电影非常厉害。

可我不知道冯导演这个标准是什么?

文艺片和艺术片的标准是不一样。文艺片标准下,我们一定会要求剧本结构、人物形象等这些常规的元素。艺术片很大程度上,评价针对是否存在一个完成的表达,一个深刻的心灵支撑。

电影《芳华》有很好的初心,现在的电影局面中尤其值得尊敬。我觉得导演的追求最初应该在于表达。有趣的是整个电影呈现出的情绪完全不是一个艺术片的初心——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,具体应该问导演。

这不是说不好,只是标准就改变了。

从最后的呈现效果来看,我觉得《芳华》要按一个文艺片标准要求,零散的多视角叙述就成为了剧作层面的问题。如果要下结论,我觉得《芳华》仅是不错的文艺片,与《集结号》节制的表达有差距,影像层面不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大胆创新,最好的点是初心可见,真诚可感。

由此,我想起一部战争后遗症的电影《劫后余生》。改编自意大利犹太作家普利摩.莱维(Primo Levi)的自传体小说,也是一个文艺片。作者在集中营里待了十一个月零三天。1945年1月27日,苦难看似结束了,其实开始于这些人内心的苦难一直继续。

电影拍了一个被释放者的返乡,也是一个布满心灵创伤的人自愈的过程,令人动容。《芳华》有个问题是,看不出拍每个人的自愈(获救)过程,刘峰、何小萍、萧穗子等人的青春都被笼罩在集体的溃败之下,整个情感是大众(集体)的,而非我们能明确感觉到的个人,也许那个时代就是集体主义的,但我想冯导演的缅怀是个人的,芳华是一个人的?还是集体的呢?

如果说精神苦难的话,似乎没人能解决——《劫后余生》作者莱维在1987年跳楼自尽,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.维瑟尔听到这个消息,反而十分平静,因为同样的奥斯维辛记忆在他身上也仍在起作用,他说:“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新时代,莱维已死。”之于《芳华》,我想很多事不是电影可以解决的,电影讲究是内心游戏,而非真实的历史,很多评论者纠结的战争、历史道具上的问题,我觉得都偏离了我们所谈论的。

好电影只在乎拍没拍到人性的深刻。面对人性,无论何时都需要巨大的勇敢。左闪右躲,言不及义都是我们面对当下习以为常的态度,所以我说:“早在三十年前的反击战时代,不仅是主角刘峰,女兵刘小萍青春死了,而是对那个时代准确的记忆已死。”

一条电影课 |在豆瓣《无极》的热门短评第一位置上,赫然写着“时间会证明这是一部好电影”,12年过去,时间似乎还没来得及拿出证明,陈导却捧出了和《无极》在很多方面相似的《妖猫传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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